叶帅曾任八路军总参谋长，1949年为何是林彪下级？四野发展太迅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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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8月25日，陕北红军主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，叶剑英出任总指挥部参谋长，而林彪则出任第115师师长，两人不久均被军事委员会授予了中将职务军衔。从职务和级别上说，总部参谋长其实是要略高于师长的，而就资历来说，叶剑英更是远在林彪之上，熟读历史的同学。对此大多了然。
（叶剑英粤军时期）
叶剑英元帅生于1897年，云南讲武堂毕业以后，1920年即追随中山先生参加了驱逐桂系军阀之役，不久晋升广州大元帅府直属的海军陆战队营长，而此时的林彪刚刚13岁（生于1907年），用毛主席的话说“还是个娃娃”。黄埔军校1924年刚刚成立时，叶剑英出任教授部副主任，而林彪还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。
1926年，林彪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，编入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，同年10月毕业后担任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见习排长，授少尉军衔参加北伐。而此时的叶剑英，已经从第一军总预备队参谋长转任新编第2师师长，领中将军衔。实话实说，这一时期两个人的级别和军衔之差距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1926年一个是中将师长，另一个是少尉见习排长，到1927年叶剑英改任北伐铁军第四军参谋长，而林彪则是第四军第25师第73团的一名连长，叶剑英干脆成为了林彪的“直接首长”。
（叶剑英红军时期）
一、叶剑英曾被誉为“叶参座”。
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，曾经做出了特殊的贡献，不久又出任了广州起义的副总指挥，军中资历有目共睹。在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期间，叶剑英一直有“叶参座”的美誉，这个称谓的由来，是因为叶剑英在人民军队的早期职务，始终与“参谋长”身份密不可分，不妨列举下叶帅在红军时期的重要职务：
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，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兼红军“总参谋部部长”，其实就是总参谋长。
1932年总参谋部长正式改称“总参谋长”，由刚刚回国的刘帅改任，叶剑英和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。
1932年兼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，期间又兼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、政委。
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，改任红三军团参谋长（临时接替牺牲的邓萍将军）。
1935年7月调回总部，担任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（两大红军混编以后的机构）。
1935年8月红一、三军团单独北上，担任“陕甘支队”参谋长。
1936年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，担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（兼军委参谋长）。
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，出任八路军总部参谋长。
（抗战时期）
也就是说，叶帅在红军总部、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担任参谋长的时间长达七年之久，属于中革军委和方面军的首长。而林彪在此期间虽然升职很快，但也只是红四军军长、红一军团长等职务，还属于军首长、军团首长的范畴。一般来说，我军的上级参谋长和下一级军事主官，级别至少是对等的，有时甚至略高。
并且叶剑英在长征期间，在红一、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的关键时刻，坚持正确立场，及时通报消息，第一时间率总参二局等单位，携带地图与党中央汇合北上，是立有大功的，深得毛主席的信任，称赞道：“诸葛一生惟谨慎，吕端大事不糊涂”。
（抗大校长）
二、抗战胜利前后的职务变化。
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后，叶剑英并未随主力部队前往，前方指挥部由左权将军代理参谋长之职，考虑到叶帅深厚的黄埔资历，抗战前期他跟周公主要是做统战工作。从1937年至1941年，叶剑英先后担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团团长、中共长江局委员、南方局常委等职务，工作重心是在南京、武汉、重庆等大城市。
而林彪则率领115师战斗在抗日前线，1938年负伤后赴苏治疗，1942年初回国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、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委员等职。此前两个月，也就是1941年底，叶剑英也自重庆返回延安，出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18集团军（第八路军改称）总司令部参谋长，就职务和级别来说，已完全在林彪之上。
1945年夏，叶剑英在党的“七大”上被选为中央委员，而林彪只当选为候补委员。
（抗战时期的叶帅）
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，叶剑英赴北平任“军调部”中共首席代表，而林彪先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，旋改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赶往东北，其后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（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、东北人民解放军），成为东北我军的军事主官。
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，叶剑英率我方代表团于1947年2月返回延安，改任“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”。这里说明一下，军委总参谋长1945年由彭老总（军委副主席兼）出任，彭总统领西北野战兵团、西北野战军直接率兵作战之后，改由周副主席兼任，所以叶帅担任的是副总参谋长职务。
一个月后胡宗南进犯陕甘宁边区，中央机关在撤出延安后临时分为前委、后委和工委三大部分：毛主席率“前委”转战陕北，少奇同志和朱老总率“工委”到达河北，而叶帅率“后委”前往晋西北。
（南岳游干班期间）
“后委”的全称是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，人员多达5500余人，主要是由军委机关、后勤单位等组成，叶帅以军委副总参谋长之职兼任“后委书记”，由于周副主席也毛主席一起留在陕北，所以他实际成为了“代总参谋长”的角色。
叶帅和“后委”承担着重要的桥梁作用：负责前委和各大军区、各野战军之间的通讯联络中转工作，负责所有军事情报的收集与整理，负责向前委提供各战场的资料，因为“前委”所携电台功率较小，是无法与各大军区、各野战军取得直接联系的。
例如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，如果要向东北局和林彪下达命令，是需要通过晋西北的“后委”转发的，同样，林罗刘的电文也是由“后委”再转发到毛主席手中，可见叶帅工作之重要性。
（后委期间）


因此“后委”实际就是“前委”在转战陕北期间，留在后方的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，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和参谋工作。西北野战军二纵司令员王震对此回忆说：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，这是误解：“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，指挥若定，中央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”。
时间到了1947年6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告成立，朱老总就任总司令，其总参谋部暂由军委总参谋部兼，因此叶剑英以军委副总长的身份又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。总参谋部的职能，是为中央军委的战争决策提供情报，负责通讯联络，传达军委的作战命令，汇总各战区的战况和形势报告，提出必要的建议和意见，制定作战计划和方案等等。
正是由于总参谋部高效率的工作，才使置身于转战陕北的“前委”耳目灵通，情报准确及时，从这一时期的职务和级别来看，叶剑英还是在林彪之上。

三、林彪在东北实现“弯道超车”。
林彪到达东北之初，还只是军事上的主帅，东北局书记、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委是彭真同志。坚守四平的战役失利后，对于东北战场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，东北局内部一度爆发了争论。最终，到1946年6月间，延安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，成为东北党政军的“一把手”，这是林彪党内地位跃升的开始。
在解放战争的几大战场上，正是东北最先实现了全境解放，而东北野战军也因此成为最大的一支战略预备力量，挥师入关时已近80万大军（其余留驻东北军区）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在这样的具体情况下，作为东野的司令员和前委书记，林彪的职权显然愈发重要。
平津战役打响后，林彪任平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和总前委书记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帅为“平津前线指挥部”副司令员。此间，叶剑英接受了接收北平的重任，一度出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、以及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，但两者的职务并无交集，亦无明确的隶属关系。
（抗战期间在武汉）
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，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大举南下，第一步进至河南、豫北等中原大地，这一地区原属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，不过此时刘邓首长已率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，正在华东地区作战，不久还要转兵西指，担负经略大西南的任务。
于是为了加强中原地区领导，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发出指示，1949年5月12日，四野领导机关和中原局留下来的机关合并，组成了新的“华中局”和华中军区，以林彪为华中局第一书记兼华中军区司令员，罗荣桓任军区第一政委，邓子恢任第二政委。
所以此时的华中军区，实际上是由原来的中原军区部队和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共同组建的。
邓子恢原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，在刘邓南下后主持中原局的日常工作，许多历史爱好者始终没有弄明白，为什么邓子恢后来参与了四野的工作？就是源于四野和中原局的这次合并，四野兵临长江后，华中局、华中军区和四野的领导机关当时驻于汉口。
（在延安）
四、叶剑英出任华南分局书记。
转折出现在1949年8月，为筹划和实施解放两广地区的作战行动，以及顺利进行城市接收，党中央决定改组原来坚持在华南地区的“华南分局”。叶剑英由此被任命为华南局第一书记，南下前往湘粤地区，中央同时任命张云逸任第二书记、方方任第三书记（原华南分局书记）。
华南分局主要负责广东、广西省委和香港工委的工作，注意此时广州尚未解放，改组华南分局，是为了加强特殊地区的领导，毕竟叶帅和张云逸资历深厚，且一个是广东籍贯一个是广西籍贯，熟悉当地情况。
1949年10月广州解放，叶剑英率华南局机关进驻广州，以华南分局第一书记的身份，兼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、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、广州市长等职务。
（广州解放时期）


解放两广的战役，是由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所属之第四兵团共同实施的，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，毕竟作战是以四野为主，因此二野第四兵团临时划归四野指挥，黄埔一期的兵团司令员陈赓，也就第一次正式成为了四期师弟林彪的下级。
从1949年的5月至年底，华中局、华中军区和四野司令部，与“华南分局”并无明确的隶属关系，进入到两广地区的四野部队、二野部队，要同时接受叶剑英和华南分局的指挥，这就出现了双重领导的复杂局面。而接下来解放海南的战役，又要由四野部队实施，指挥关系紊乱肯定是不利于作战的。
于是经过中央的全盘考虑，1950年1月正式发布命令，新组建“中共中央中南局”和“中南军区”，原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机关，改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领导机关，总部仍驻汉口。
（中南军区兼四野司令员）
“中南局”在政治上负责领导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广东、广西六个省委的工作，在军事上指挥“中南军区”所属的全部军队，因此林彪当时有了四个主要职务：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、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、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，成为了中南六省的党政军“一把手”。
较比之前的“华中局”和“华中军区”，新的中南局和中南军区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基本保持不变，但是既然中南局和中南军区要领导包括广东、广西在内的六省全部党政军事宜，则华南分局也肯定改由中南局节制，广东军区也同时正式纳入到中南军区的指挥序列。
所以从1950年初开始，华南分局第一书记、广东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正式成为了林彪的下级，当然，华南分局毕竟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也是可以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的。

在此期间，中南局领导同志的工作和分工变化情况是：1951年底，第二书记罗荣桓调回北京工作，中央任命邓子恢为第二书记，且在林彪赴苏就医不在武汉期间，由邓子恢代理第一书记，同时增补叶剑英为第三书记。
1953年5月，邓子恢也离开武汉赴北京工作，中央任命叶剑英代理中南局第一书记。事实上，林彪1950年10月即经中央批准，脱离工作前往苏联诊治，所以跟叶剑英成为上下级关系的实际工作时间并不长，大抵是从1950年1月至10月，约九个月的时间。

五、中南军区成为最大的战略区。
截止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，中央军委直属的一级军区（大军区）共设有五个，分别是东北军区、华北军区、华东军区、华中军区和西北军区。1950年1月华中军区改为“中南军区”后，2月间再成立西南军区，所以才形成了六大军区的格局：东北军区、华北军区、华东军区、西北军区、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（设六个中央局）。
不过从历史脉络来看，中南军区已经不是由单一的四野部队所组成，它还包括中原军区留下来的部队、两广地区的各游击队（含琼崖纵队）等等。除军区直属机关和部队外，中南军区还下辖河南军区、湖北军区、江西军区、湖南军区（第12兵团兼）、广西军区（第13兵团兼）、广东军区（第15兵团兼）等六个二级军区。
期间在1951年5月，还以广东军区为基础成立华南军区，负责广东、广西两省的军事指挥（主要是剿匪），其领导机关驻广州市，仍归中南军区领导，叶剑英任华南军区司令员，谭政兼任政治委员。

至1952年6月，中南军区领导机关正式移驻广州市，同时撤销华南军区建制，广东军区、广西军区和新设的海南军区，至此均直接归属中南军区领导。中南军区司令员名义上仍以林彪为司令员，但由于他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养病，中央任命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，军区政委职务则分别由邓子恢、谭政同志担任过。
此时的中南军区，已经下辖六个二级军区、三个兵团部，十六个军、一个炮兵司令部、一个工兵司令部、一个铁道司令部，以及16个独立师、92个独立团、8个警卫团。根据资料，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总兵力已达到了153万余人，无论是兵力还是所辖省份数量，都是六大军区中名列前茅的。
而叶帅之所以短时间成为林彪的直接下级，也是因为第四野战军发展最为迅猛，实力最为强劲，在解放战争后期，主要担负起经略中南的重任。

六、中南军区所辖各二级军区的司令员。
前面介绍过了，中南军区不仅仅是由四野部队组成，所以六个二级军区（还不能称为省军区）的时任司令员也不都是四野名将，他们分别是：
河南军区司令员：陈再道。
陈再道是二野名将，之前在中原野战军也是主力纵队司令员，与陈赓、陈锡联、杨勇等名将并驾齐驱，中原野战军改组为第二野战军后，另外三位纵队司令员晋升兵团司令员，而陈再道则离开野战部队，转任河南军区司令员，开国上将。
湖北军区司令员：王树声。
湖北军区的首任司令员是李先念，也就是中原局副书记、中野副司令员兼，两位副司令员分别是王树声和王宏坤，中南军区正式成立时，李先念和王宏坤他调，因此王树声成为军区司令员，开国大将。
湖南军区司令员：黄克诚。
这个不多说明了，黄克诚曾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政委，是从天津市军管会主任的职务上，调任湖南军区司令员的，开国大将。

江西军区司令员：陈奇涵。
原东北军区参谋长，1949年3月随军南下，6月任江西军区司令员，组织指挥剿匪作战，开国上将。
广西军区司令员：张云逸。
是从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上调任的，开国大将。
广东军区司令员：叶剑英。
是从解放军总部调任的，开国元帅。

各军政机构撤销的时间：
1952年6月，华南军区撤销建制。
1954年11月，中共中央中南局撤销。
1955年4月，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，中南军区改编为广州军区。
1955年5月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撤销，随即成立广东省委。
1954年10月，叶剑英调回北京工作，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、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、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等职务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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